在监督类型上，应突破刑事监督的窠臼，注重公益诉讼职权发展，围绕刑事监督和民事行政监督构筑二元监督格局。

原本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奉行管制主义家长式政府传统的普鲁士官僚开始接受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的理念，但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动乱与政治危机，吓坏了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他们都不得不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全国范围的长期大规模战争与天灾交互作用，使得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在社会治理上也危机重重。

传统中国与德国（以普鲁士为代表）都是较早建立完备官僚体制的国家，中国与德国在政治文化上有国家主导社会福利事业的传统。一般程序又包括正赈、展赈（加赈/补赈）、折赈、以工代赈、借贷等救济方式。而传统中国完备的官僚体系（或者说早熟的官僚国家）为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高效率、制度化与标准化提供了可能。在于安老育幼，周恤废疾，拯救穷困，师恺悌之遗意抱饥溺之同情，毋使一夫之不获其所，毋使一人之陷于不义，观念由慈善易为责任，实施则由消极趋于积极，以实现三民主义之社会政策，完成礼运大同篇所示之理想社会[24]（P6-7）。国家希望通过救济小土地所有者，使其保持经济独立性，以避免贫民不得已出卖土地或受困于高利贷，沦为有产者的附庸。

（《社会救济法》第20条）国民政府社会部在提交行政院审查《社会救济法》草案及其原则的解释呈文中，对社会救济范围最大化的理念有明确的阐释：除贫穷老弱残疾之救济外，他如孕妇婴儿之保护、幼童之教养、生理缺陷者之救济、劳动者之救助，乃至房屋租赁、经济合作、家庭消费与夫国民生活上之需要，苟有待于救济，无不并顾兼筹。社会福利立法工作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已略见成效，例如1915年仿照欧美《济贫法》制定的《游民习艺所章程》。[2] 参见杨建顺著：《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载《检察日报》2019年4月24日第07版建顺微思。

日本地方自治体的条例有基于法令授权的委任条例和不基于法令授权的、以独自的判断而制定的自主条例。后者，从因为对裁决不服而试图通过争讼来否定该裁决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是抗告诉讼的一种类型，但是，关于损失填补的相关事项，将其委任给当事人的自由处分，对直接公益的影响较少，从这一点来考虑，倒不如说让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展开争讼更为适当，就如同在裁判程序中也存在适用当事人主义或者处分权主义的现象一样，这里是将其作为当事人诉讼来构成的。与从前以认为必要时为举行说明会的裁量要件不同，这种事前举行说明会的义务是以国土交通省令规定的强制性事前程序，其目的在于事先让与该事业认定具有利害关系者充分知晓该事业，以谋求之后的收用程序能够顺利推进。上述观点的不同，一般是作为规则中的基准问题而广为知晓。

进而，为了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听取意见，该法第23条对国土交通大臣或者都道府县知事赋课了召开公听会的义务。参见[日小高刚著：《土地收用法》，第一法规1980年，第111页。

[37] 参见[日] 藤田宙靖著：《关于土地基本法第2条之意思的备忘录——关于土地的公共福祉优先是什么》，载《行政法的基础论》（下卷），有斐阁2005年版，第328页以下。该裁定不仅不做这样面向未来助推良法善治的工作，反而由此得出相关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须考虑类似于刘广明等个别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问题之判断，这是对立法政策层面的问题认识不足的体现，已经令人震惊。既坚持原则，又注重特殊问题的例外处理。借鉴日本《行政程序法》上的公众评议程序（第42条、第43条），宜将应答体现为将考虑的结果及其理由予以公示的方案。

当然，对于收用委员会的裁决程序来说，并不适用该标准处理期间。[13] 参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42页-第544页。（三）《信息公开法》对确立土地收用正当程序的作用 日本的信息公开立法始于地方自治体制定条例，然后才是国家层面制定法律。这种变革的意义极其重大而深远。

[25] 参见[日]田中二郎著：《新版行政法》上卷（全订第二版），弘文堂，1974年版，第215页-第216页。并且，为了保障事业认定的中立性，该法第25条之二确立了听取作为第三者机关的社会资本整备审议会等的意见等程序。

[39] （三）收用程序中的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 土地收用程序的推进，有职权主义的程序和当事人主义的程序之分。[6] 参见[日]南博方著，杨建顺译：《行政法》（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比如，该法第36条之二创设了权利者是多数的场合制作土地、物件调查书的特例，即以代替署名捺印方式的公告、纵览方式进行。这是因为在土地收用领域，日本已经制定了以《土地收用法》《土地区划整理法》和《都市计划法》等为代表的法律，针对几乎全部事项设置了法律规范，根据先占理论，很难以条例来设定关于财产权收用的规定。采用这种方法，便有必要达成从客观性基准到程序性基准的移行合意。[34] 5.土地利用规制的必要最小限规制原则 土地利用规制中的必要最小限规制原则，是指对于土地利用的规制应当被限定在从公共福祉的见地来看必要最小限的规制。也有表述为《行审》的，如法律编辑者恳话会编：《法律文献等出典的表示方法》，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法教育支援中心2014年版，第16页。[51] 本案诉讼中，宇都宫地方法院判决（1969年4月9日，载《判例时报》第556号，第23页），其控诉审东京高等法院判决（1973年7月13日，载《判例时报》第710号，第23页），分别支持了原告的请求，承认了事业认定的违法和收用裁决的违法。

进入专题： 职权主义 当事人主义 正当程序 土地征收 。在土地收用程序中，成为与土地所有者及关系人相对的一方当事人。

所以说，当事人自治要素的范围和程度等问题是该领域最重要的探讨课题之一。最高法院判决，1989年2月17日，载《民事判例集》第49卷第2号，第56页。

土地收用领域导入了这种伙伴型的行政运营模式，为该领域顺利推进各项事业，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了重要支撑。（二）执行停止申诉制度 1.《行诉法》确立的执行停止要件 《行诉法》第25条在第1款提出了执行不停止的原则，紧接着在该条第2款规定：为了避免因为处分、处分的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执行而产生重大的损害而具有紧急之必要之时，法院可以根据申诉，以决定处分的效力、处分的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执行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的停止（以下称为‘执行停止）。

从前的补偿基准的明细，由作为政府的阁议决定之公共补偿基准纲要[15]来规定，而修改后的《土地收用法》第88条之二确定了更为严格的程序，明确要求以政令来规定。在执行不停止的原则下，即使提起了撤销诉讼，处分的效力等也不被停止，所以，便可能产生如下情形：在本案判决作出之前，形成了恢复不能的既成事实，原告即使获得胜诉判决，因为现状恢复存在困难，因而也不能期待由法院进行有效的权利保障。3.《行政程序法》对土地收用的排除适用 当然，《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并非全部适用于土地收用。[48] 参见东京地方法院判决，1984年7月6日，载《行裁例集》第35卷第7号，第846页。

现在是将景观及城镇的氛围和生活质量等软件要素也纳入视野，将城镇建设定义为将一定的地域空间（基于居民的意思）作为一体来进行整备、管理、运营。前者是指法院以及行政委员会原则上能够自发行动的程序，与当事人的意思无关。

为了实现该目的，该法确立了审查的标准处理期间制度，从前那种将申请束之高阁的拖沓做法，在这种标准处理期间制度之下再也行不通了。但是，个别收用裁决执行停止申请案件[50]中法院也支持了申请。

[55] 参见[日]秋山义昭著：《行政案件诉讼法判例展望——事情判决》，载《法学者》第925号，第200页。要有效地使难以客观确定的基准发挥作用，一般认为有两种途径。

对警察限制，日本学界曾经一直认为是不需要补偿的。该法第15条之七规定，在只有补偿金成为争点的场合，根据简易的补偿金仲裁制度，可以谋求纷争的迅速解决。[22] 参见[日]高田贤三、国宗正义著：《土地收用法》，日本评论社1953年版，第9页。[27] 4.土地利用规制的主体 日本的土地利用规制，从前一直被认为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支配型。

[日]盐野宏著：《行政救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以下。都道府县知事作出事业认定相关处分的，则必须事先听取并尊重条例规定的审议会及其他合议制机关的意见。

这里所谓全面的利益衡量性的思考,是指要对处分后经过期间的长短、土地利用状况的变动程度、利害关系人的范围等与由于违法处分而使原告所蒙受的损害程度等进行综合考虑，以决定事情判决是否适当。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有人主张不应当将《行诉法》第9条的法律上的利益解释为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而应当解释为值得法律上保护的利益，以更加柔性地承认原告适格。

在土地规制和收用领域，基于合理性的理由，对超越委任立法范围的内容而进行补完性、补足性的规定，被称为扩大了的委任条例[59]，为综合性城镇建设提供了较好支持。为避免或者减少这种情形，现实中要求程序迅速化的呼声不断高涨。